【战疫情】从严从细落实防控举措

4、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存在正相关关系。

一般而言，可以看出，给付所使用的场合、对象、方式等都较为广泛，多侧重于一种具体物质利益的给予。这就导致学说上看似逐渐增强的给付行政讨论，[32]表面上是对实践需求的回应，但却并不能完全对实践问题加以解答。

给付行政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显示了其与经济发展、政治变革之关联。[12]统治阶级眼中的民生在于救灾剿匪等政治工作，资本家的民生在于提供发家致富的方法，特别是实业; 第三等人站在慈善家的立场来讲话。例如，罗豪才教授认为，行政给付又称行政物质帮助，它是指行政机关对公民在年老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或其他特殊情况下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有关的权益之具体行政行为。特别是2004 年之后，民生、服务行政等，也不能等同于给付行政。然而，概念的塑造却往往是一种观念的语境化。

[16]参见应松年、朱维究: 《行政法学总论》，工人出版社1985 年版，第14 页。个别案件也采用了民生用语，将其作为一种制度理念来对法院的裁判观点进行解释，如在李永铮、李绵绪诉盱眙县盱城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中，法院认为，本案判决恢复原状，既是充分体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、保护民生，又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纠正，教育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。彭波尼在说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，两者殊异时，其重点并不在他人和自己上，只是针对遗赠的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的案件，而且此时法律错误并不会给受赠人带来任何不利。

因为，就应救济的法律错误，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（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），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，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。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，只有25岁以下的人、女性和军人是例外。Papinianus, D. 31, 79：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，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，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。（Ulpianus, D. 12, 6, 1,§1）也就是说，无论非债清偿起因于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错误，只要不是明知，就不会影响不当得利之诉。

帕比尼安又补充说，如果保证的相对人不知道保证人的担保是受母亲的委托，那么保证人的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会遭遇抗辩的恶意反抗辩。例如，同是帕比尼安的意见，D. 22, 6, 7使用的是法律的无知（iuris ignorantia）, D. 22, 6, 8使用的则是法律错误（iuris error）。

帝国法院的立场是，法律效果的错误虽然不是动机错误，却也不是内容错误，所以不适用第119条，驳回了Y的错误抗辩。[22]根据《永恒告示令》，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从于以往的告示精神，不得创设新的原则。乌尔比安认为，继承人当然可以请求返还，即便保证金的交付是基于对法律的无知。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，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。

当然，尤里安也没有说法律错误就一律应该保护。上文中提到过，丈夫不能说如果你不愿把土地交给自由人，那遗赠就无效，因为遗赠不能附解除条件，所以丈夫只好寄希望于妻子的信义。所谓重过失，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（Ulpianus, D. 50. 16. 213）。[26]这里，尤里安论述显然是在前者（当然取得说）的基础上展开的。

决疑论哲学支配下的古罗马法学家或许只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，而未必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意图。彭波尼认为，时效取得中法律错误不会带来利益。

受赠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，这在尤里安看来是一种错误。[12] vgl. Kaser／Kntltel, Rtimisches Privatrecht, 19. Auflage, Munchen 2008，S. 327-328.[13]罗马军人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。

这一段颇有争议，尤其是最后一句。Papinianus, D. 16, 1, 7：因此，如果对方提出抗辩的恶意反抗辩，保证人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就会失效，即便是这样，保证人对母亲不能提出反抗辩。即使存在所谓法律服务的普遍性，也难以避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法律错误。这种案件在罗马法上不是《学说汇纂》第22卷第6章有关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适用范围。[19]vgl. Pringsheim, Id quod actum est, SZ 78（1961），S. 13，17.[20]vgl. Norr, Divisio und Patitio, Bemerkungen zur romischen Rechtsquellenlehre und zur antiken Wissenschaftstheorie,Berlin 1972，S. 47.[21]Greiner, Opera Neratii. Drei Textgeschichten, Karlsruhe 1973，47-48.[22]vgl. Winkel, Error iuris nocet: Rechtsirrtum als Problem der Rechtsordnung, Zutphen, Holland 1985，S. 50.[23]vgl. Azo, Summa Codicis, Papiae 1506（Nachdruck: Corpus Glossatorum Juris Civilis II, Turin 1966），ad C. 1，18，n. 3. zitiert von Schermaier, Die Bestimmung des wesentlichen lrrtums von den Glossatoren bis zum BGB, Bohlau Wien 2000. S. 253.[24]vgl. Voci, Drritto eredetario romano, I：introduzione, Pane Generale, 2. Aufl. Milano, 630. zitiert von Winkel, a.a. O. S. 54, Anm. 1.[25]彭波尼常被称为最后的普洛克鲁斯派。而且，如果贯彻报答非赠与的解释，会导致荒谬的结论。

第二，在D. 50, 17, 108中，保罗坦承在几乎所有的刑事诉讼中，年龄和经验因素都会给行为人带来好处。萨宾和尤里安是萨宾派的领袖，而拉贝奥被称为普洛克鲁斯派之祖。

[36]例如，通奸罪中，即便是女性也不能主张法律错误。Papinianus, D. 22, 6, 8：事实错误无害，哪怕是男性，也无关乎损害或是得利。

就罗马法研究而言，明确法学家是针对怎样的案件做出该结论的，可能比仅仅指出法学家做出了什么结论更有意义。即便在区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领域，法律错误也并非一概不救济，至于救济标准，各家众说纷纭。

依据我们的法律习惯，他有权申请引水禁令，因为他相信自己有引水的权利，而且他引水时没有使用暴力、秘密手段和虚假头衔，这就足够了。[18]与Mayer-Maly的出发点不同，Pringsheim从罗马法的实践性出发，认为确定性指的是法的封闭性，即数量上的有限性、绝对性、不向法解释开放，因为比起法解释罗马的法学家更重视事实的解释。实际上，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，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。而在乱伦罪中，只有违反万民法的罪行才不允许主张法律错误，市民法则允许（Papinianus, D. 48,5, 39, pro et § 2）。

定义之后又不得不改废的不在少数。此时，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：当受赠人对条件的成就发生错误时，法律错误会带来利益，而事实错误反倒难以救济。

近代民法中，期限的错误通常不被看作是错误的问题，而是对起算点的解释的问题。可惜，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，不过乌尔比安在《学说汇纂》第29卷给出了例解：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（Ulpianus, D.29, 5, 3, § 22）。

后人之所以敬重帕比尼安，不仅在于学识，还在于气节。马俊驹、余延满：《民法原论》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95页。

[28]这样的背景下，D. 16, 1, 6中的母亲甚至无法为儿子的财产管理人作保，只得委托他人。不得不说，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。[29]共和制时期，罗马法始终坚持认为希望不能转化为受益人的请求，但自奥帝起，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（Inst. 2, 23,1; 2,25 pro.）。最显著的一点就是，《国法大全》编纂过程中所收录的法学家意见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准则，而只是针对某一个案的结论。

即便在继承开始之前，对于被指定的继承人而言，期限已经开始起算。结果，受托人（保证人）承担了债务，却无法请求费用偿还。

还有，鉴于性别上的缺陷，女性也是一样。[47]自此，就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又形成了新的对立。

D. 36, 1, 70, § 1记述了遗产信托的继承人对贝加苏元老院决议（SC Pegasianum）的法律错误。[24]如果找出尤里安的相关段落研读一下，就会发现注释法学派的解读非常荒谬。